当前，美国部分产业仍具有全球竞争力，但当美国同时面临国内矛盾激化和全球竞争加剧时，这些产业必然遭受巨大冲击，很可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

产业振兴已被视为当下最重要的任务。目标之一是确保战略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目标之二是抢夺高端产业扩大利润空间

文 | 汪子洋

1977年9月，位于美国俄亥俄州扬斯敦的钢铁厂永久关停，五万人口的小镇瞬间失去经济命脉，五千多名工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整个城市从此陷入长达数十年的萧条与失落。这一天在美国历史上被视为钢铁等传统优势产业衰退的起点。

如今，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已经外移，当下美国国内的高利率和高通胀环境持续压制着制造业投资，重振制造业短期内很难实现。

相比之下，美国在芯片、军工、医药、金融、农业、石油等领域仍具有全球竞争力。但这些产业在美国国内矛盾激化、全球产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也正面临巨大冲击。

传统优势产业衰落

美国的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早在1890年其制造业产值就已达到农业产值的三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几乎所有产业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交通运输、电气设备、化工、国防、电子通信等领域更是一骑绝尘。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产值一度占到全球的40%。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钢铁、汽车、消费电子等行业开始衰落，金融、娱乐等服务性行业迅速成长并逐渐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这一过程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美国对霸权的过度追求让企业承担了额外成本，导致其丧失市场竞争力进而冲击了美国本土工业。美国通信设备产业的竞争力一度全球领先，西部电气公司在1913年即占据全球通信设备市场59%的份额。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打造东亚同盟体系，要求西部电气等企业向三洋、东芝等日本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甚至开放部分核心专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就近采购军事物资，更使日本等国的钢铁、通信、汽车、轻工业等传统产业迅速成长。

二是过度金融化导致资本不愿投资制造业。从微观层面看，众多美国制造业企业为了维持短期利润，将产业链下游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在“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下，企业高管的首要目标是推动公司股价上涨，而不是扩大投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导致很多制造业企业走上“金融驱动”的轨道。从宏观层面看，拥有“铸币权”的美国可以仅凭印钞就获得全球商品，以“金融收割”攫取全球财富，这又导致大资本嫌弃并逐渐抛弃了需要长期投入且回报较慢的制造业，加速了制造业的外迁。“金融化”和“空心化”，正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发展的最佳注脚。

仍有优势产业

当下的美国仍有芯片、国防军工、医药、金融、农业、石油等产业具有全球竞争力。这些产业凭借技术积累、创新生态、霸权护持、资源禀赋等，在全球竞争中仍具有比较优势。

美国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发源地，面临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但仍在该产业上拥有控制力，能够利用出口管制等手段对外发起“芯片战争”。

这种控制力来源于三个垄断：一是垄断了技术链关键环节。全球最大光刻机供应商荷兰阿斯麦的核心产品极紫外线（EUV）光刻机是在美国技术支持下研发的，因此其对外出口受美国控制。在芯片设计软件（EDA）领域，美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七成。这种技术垄断令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难以绕开美国。

二是垄断了企业融资渠道。半导体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全球很多半导体企业依靠美国金融市场融资。如今，韩国三星电子28%的股份被贝莱德等美国资本持有，阿斯麦更是被美国投资者持股近50%。台积电、联发科等半导体企业也通过间接托管和直接发行股票的方式在美国资本市场融资。因此，美国能够通过管控融资渠道来“管辖”全球很多半导体企业。

三是垄断买方市场。半导体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企业需达到必要的市场规模才能摊平固定成本。美国政府会直接运用“长臂管辖”打击特定企业，使其丧失规模优势。

国防军工与其他产业不同，对国家政策、国家财政、与政府关系的依赖度极高。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军工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受益于美国的全球干涉主义政策，一方面又得到了巨额财政支持。在特殊利益集团的运作下，美国军工企业获得了大量政府订单，又在地区冲突中兜售军火牟利，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使得它们能够持续投入研发，积累技术优势。这些技术优势奠定了多项当代军事技术的基础，也令美国军工企业在全球军售市场上占据了主要份额。可以说，美国的霸权地位与军工产业的发展相辅相成。

如今，美国医疗保险集团对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军工复合体。2024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合计支出超过1.7万亿美元，国防支出为8740亿美元。美国医保制度的本质是，医疗行业全面市场化后，由药企、医院、保险公司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向民众和政府索要医疗费用。美国医疗卫生市场规模全球领先，消费者药物需求量大，随着上述利益共同体不断刺激创新药消费、推动药品价格上涨，药企数十年来赚得盆满钵满，这使得医药行业成为美国吸引风险投资最多的行业，并为其研发提供了强劲支撑。如今美国在生物医药相关论文数量、专利数量、在研生物药数量、生物医药企业数量等方面均位列全球第一，全球研发强度最高的10家生物制药公司中有5家来自美国。美国还掌握着医药行业评价标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是美国负责药物审批的最高权力机构，在美上市药物均需接受FDA审查，这使它获得了决定全球医药企业创新成果能否变现的权力。

金融是美国当下优势最大的领域，美元、资产定价权、规则制定权和舆论操控力是其优势地位的最主要支撑因素。

其一，美国主导着国际货币体系。全球大宗商品结算主要依赖美元进行，各国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美国可以低成本借债投资并吸引全球资本流入美国市场。这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并支持其开展高风险、高投入的前沿技术研发。

其二，美国掌握着金融资产定价权。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量占了全球前十大交易所的40%；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控制着全球信用评级体系；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债券交易量约占全球前十大交易所的60%；全球最活跃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也在美国。

其三，美国操纵着国际金融规则。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美国在二战后搭建起来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只有美国享有一票否决权，因而能够决定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机构的人事任免。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等最主要跨境支付关键基础设施也受美国控制。

其四，美国掌握着全球金融市场话语权。美国占据了全球金融信息服务领域至少71%的市场份额，彭博资讯等信息服务商有影响预期、操纵市场的能力。此外，话语本身已经成为一项“工具”，美联储主席甚至无需实际颁布政策，仅“表态”即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

农业和石油业等资源密集型行业，美国也有比较强的竞争优势。一是得益于其资源禀赋。美国耕地面积23亿亩，占国土总面积16.1%，土地平坦，适合机械化作业，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玉米生产国。其能源结构也比较多元化，页岩油气革命后，美国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二是在工业化、市场化上有先发优势。美国工业化起步较早，工业化带来的化肥和农机的普及推动了农业发展。对于资源型行业，美国还通过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等把控着产品定价权。

竞争力持续下滑

尽管美国在芯片领域仍有领先优势，但其为遏制对手实施芯片出口管制、组建“芯片联盟”等举措必将适得其反。

其一，美国政府将半导体出口管制用作维护霸权的武器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企业利益。2024年，高通公司因出口管制损失了118亿美元销售额，英伟达损失了50亿美元。英伟达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称，鉴于中国约占英伟达相关产品营收的20%~25%，限制对华出口将导致英伟达等美国企业永久失去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市场参与竞争的机会。

其二，“脱钩断链”必将持久削弱美国芯片产业竞争力。中国已是任何先进制造领域都绕不过去、无可替代的存在。芯片产业“回流”美国后，不仅会因为建厂成本高企、缺乏足够数量高技术人才而水土不服，更将面临上游原材料和元器件的供应链危机。

如今，美国国防军工产业已呈现出装备研发进度与计划差距巨大、现有装备不断老化、武器装备与任务匹配不佳、新技术运用与部队转型升级不协调等下滑态势。表层原因是军事装备发展能力不足，深层原因则是系统性问题。

美国经济正面临“高通胀、高利率、高赤字、高债务”的结构性风险，这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军费及其使用。尤其是，一些重要项目的研发和列装需要长时间、高额度的财政拨款支持，而美国国债总额日益攀升必然对其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运营成本大涨，装备维护更新困难巨大。受人力成本上升和物价不断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军装备在维护保养和更新换代方面存在时间周期长、升级难度大、工作积压多等诸多困难。

产业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国防军工产业基础被严重侵蚀。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缺陷是金融业占比过大，制造业持续萎缩，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从制造业基础来看，美国年钢铁产量约8500万吨，其军备制造能力已严重萎缩。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10%，产业工人数量仅有1200万，大量劳动人口主要从事金融业、服务业等高利润行业，电工、焊工及切割工等制造业技术工人则严重短缺。美国国防军工产业工人待遇普遍不高，近40年来从业人数减少了约三分之二。

政府对军工复合体管理不善，整合过度竞争不足。在国防军工领域，美国主承包商数量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51家锐减至5家，主承包商在众多细分领域处于垄断或接近垄断地位，限制了企业进行技术投资，导致美国在军事技术上止步不前。由此来看，美国已很难再现二战时期国防军工产业的辉煌。

医药产品研发周期长达十余年，只有在稳定的环境和未来预期下，企业才有动力投资研发，但当下美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均难以满足需求。一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风险和美债爆雷风险导致药企在未来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不愿投入新药研发。2024至2028年，美国主要制药公司有大量专利到期，其药品销售面临巨大挑战，但这些公司并没有迅速增加研发投入。二是美国政府已有计划解决医药费过高问题，医药市场有萎缩倾向。

目前，当美国同时面临国内矛盾激化和全球竞争加剧时，这些产业必然遭受巨大冲击，很可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

必然发力关键产业

产业振兴已被美国视为当下最重要的任务。目标之一是确保战略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目标之二是抢夺高端产业扩大利润空间。

美国认为至少有三类产业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一是稀土和关键矿产行业，这是制造高性能武器、半导体和通讯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核心原材料，也是美国短板所在；二是造船业，它并非独立的工业门类，而是制造能力和技术体系完整度的直接体现，更重要的是它关乎最基础的国防军工制造能力；三是人工智能，其价值不仅体现为科技竞争力，更关乎未来国家治理权之争，若核心技术和平台依赖他国，将面临系统受控、数据泄露以及路径依赖等风险。

美国还认为，商业航天产业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未来或催生卫星数据服务、太空旅游、深空资源开发等新兴业态；低空经济已进入商业化阶段，率先建立完善的低空运营体系、无人机监管机制和产业生态，有助于在全球下一轮空中经济竞争中占得先机；加密货币产业尤其是稳定币相关领域，若能垄断关键技术，主导市场规则，就可掌控国际数字金融秩序的话语权。

对于这些关键产业，美国必然会想方设法提升其竞争力，甚至可能会采取超常规手段推动其发展。

一是提供“全政府”的支持。如在稀土和关键矿产领域，特朗普二次上任后连发三条相关行政令，内容包括简化项目许可流程、重新制定相关法规、投入额外资金并开放联邦土地甚至是军事基地用于采矿和加工等。美国多个部门也被调动起来，如国防部、内政部、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等均参与开发相关产业。

二是给企业松绑。特朗普二次执政后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减少了传统能源企业的开采和审批手续；在加密货币领域，解雇主张严格监管加密货币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建立有利于加密货币行业发展的监管框架，支持企业创新；在航空航天领域，进一步开放国家空域，放宽融资限制，削减限制商业太空探索、飞行汽车和无人机发展的“繁文缛节”。

三是胁迫他国帮助美国突破瓶颈。同样是在关键矿产领域，美国正在全球拓展供应渠道：通过与乌克兰达成矿产协议，获得了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矿产开采权；利用贸易谈判契机，与沙特阿拉伯、刚果（金）、哈萨克斯坦等讨论关键矿产“独家供应”；近期G7还联合推出《关键矿产行动计划》，强调实现“采矿、加工、制造和回收的多元化”。

四是极力打压对手。

美国正以全政府之力重振关键产业，意图重塑、强化制造业与高科技产业的主导地位。不过，相关措施能否奏效，其目标能否实现，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挑战——其中最大的制约，就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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